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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知识:朱炯

【青岛中能足球俱乐部职业队主帅人选 ?】

网易体育12月23日报道:北京时间12月23日青岛中能宣布主帅人选 朱炯执教踏上冲击中甲之路


12月23日,青岛中能俱乐部官方宣布,正式聘请著名教练朱炯担任青岛中能足球俱乐部职业队主教练。朱炯出生于1973年3月5日,曾在上海申鑫、贵州人和等多只球队担任主教练。

【清朝年羹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】

如题,谁知道呀。


康熙末年,“太平盛世”的局面滋长了晚年康熙的政宽事省思想,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成为他在这一时期处理朝政的基本原则。受此影响,朝野上下,虚诈、迎合、粉饰、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。尤其值得重视的背景是,雍正是在激烈的争斗中登上皇位的,皇族内已经失败了的势力还在活动,曾经支持过雍正的权贵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骄擅起来,这些都威胁着他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力。因此,为了巩固皇权,雍正不得不对威胁自己的皇兄弟进行严厉的打击,对居功擅权的重臣给予坚决的惩治。其中,对擅权重臣的处治当以年羹尧最为典型。
一、年羹尧其人
年羹尧(1679~1726),字亮工,号双峰,汉军镶黄旗人,清代康熙年间进士出身。历任四川、广东乡试官,内阁学士,四川巡抚、总督,平西将军,康熙六十年升任川陕总督。年羹尧早年是为雍正“多年效力”的“藩邸旧人”。任四川巡抚时,年羹尧写信说:“今日之不负皇上(康熙),即他日之不负王爷(雍正)”,早就向雍正表过忠心。
自康熙以来,西北边事不断,屡剿难平,是清王朝的一块心病。谁执掌西北军务,自然成为朝廷重臣。年羹尧原为雍正亲信,且文武兼具。被授予军权后,运筹帷幄,驰骋疆场,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、青海乱事,立下赫赫战功。班师回朝时,雍正亲自相迎,擢升为抚远大将军,并加封为太保、一等公。
平乱之后,年羹尧不仅兵权得到了巩固,而且进一步参与朝中事务。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谕中让他考察各地年景、吏治民生得失、举国上下大小官员优劣等事情。这些本是朝中宰辅的职责,雍正却让年羹尧做,信任程度可见一斑。在雍正推行新政的过程中,山西巡抚诺岷提出了“耗羡归公”的想法。雍正大加赞赏,遂交廷臣讨论,但异议甚多。雍正左右为难,犹豫不定,便征求年羹尧的意见:“此事朕不洞彻,难定是非,和你商量,你意如何?”可见,雍正甚至在朝政治理方面,也十分看重年羹尧的意见。
二、雍正为什么要处治年羹尧
雍正三年十二月,年羹尧被削官夺爵,定大罪九十二条,赐自尽。年羹尧之死,应该说是咎由自取。他自恃功高,妄自尊大,擅作威福,骄横僭越,丝毫不知自我限制。尤其因权高位尊、皇帝信任而忘乎所以,不守臣道,贪婪贪赃,植党营私。“公行不法,全无忌惮”。终为国法所不容,终为雍正所废弃。
雍正后来曾有朱批:“大凡才不可恃,年羹尧乃一榜样,终罹杀身之祸”。“年羹尧深负朕恩,擅作威福,开贿赂之门,因种种败露,不得己执法,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。”也正如《清史稿》所书:“年羹尧凭借权势,无复顾忌,罔作威福,即于覆灭,古圣所诫”。归纳起来,年羹尧主要犯下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罪过:
(一)妄自尊大,不守臣道。
年羹尧平定西北边事后,权势虽然显赫,但这也完全不能与清初统兵的诸王相提并论。年羹尧竟然要与前任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拟,甚至还想超越胤禵的地位。年羹尧身为大将军,与各省督抚往来文书应当用咨文形式,以示平等。但他视同等官位的官员为自已的下属,给将军、督抚的函件使用令谕。
年羹尧进京陛见时,都统范时捷、直隶总督李维钧都得跪着迎接。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,年羹尧安坐而过,看都不看一眼。王公下马问候他,他也只点点头。雍正看见年羹尧随从的武将和士卒穿着沉重的甲胄,便叫他们脱下来,竟没有一个人敢脱。等到雍正告诉年羹尧,可以脱下甲胄,年羹尧下令,将士们才敢卸下铠甲。
雍正二年冬,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,“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,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”,威风张扬。官员们送礼给年羹尧的称为“恭进”,年羹尧给人东西叫做“赐”,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谢恩,接见新属员叫“引见”。年羹尧吃饭称“用膳”,请客叫“排宴”。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,已属大逆不道。
在雍正面前,年羹尧也一样狂纵悖逆。年羹尧曾选编了一本《陆宜公奏议》,进呈后,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。尚未写出,年羹尧竟草出一篇,要雍正认可。当时的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,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,以示双方真诚相待,但这其实已越出了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。年羹尧陛见,在雍正面前“箕坐无人臣礼”。他的诸多恃宠骄纵,“实为近世所无”。年羹尧之不守臣道,走的是取祸之道。
(二)任人唯亲,植党营私。
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时,使用属员全凭自已的喜好。山西按察使蒋洞有着这样一段具体而翔实的记叙:“为川陕督臣,恣凭胸臆,横作威福,每遇文武员缺,无论大小,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。或一疏而题补数人,甚至或至数十人,吏、兵两部几同虚设。更可骇者,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,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,遍树私人,未有缺之,先外间己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,闻者亦疑信将半,未几而其缺果出矣,未几而其人果得矣。”
及至年羹尧擢升大将军,常以军功保举官员,滥用私人。吏部看是年羹尧的举荐,也格外重视,另立一类,称之为“年选”。年羹尧甚至不顾清律的规定,为其仆人桑成鼎以军功求职,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,后任直隶道员。受此非法优遇的还有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、刘以堂等。
年羹尧保举官员时,大多营私纳贿。如被年羹尧奏参过的葛继孔,通过两次打点,送铜器、瓷器、玉器、字画等物,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“留心照看”。因被年羹尧密奏而罢官的赵之垣,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之后,年羹尧转而保举其可以起用。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,年羹尧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,“再四恳求引见”,力保其人可用。
这样,年羹尧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党集团。该朋党集团还有王景灏、胡期恒、金启勋、王篙、刘世奇、黄起宪等数十人,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尧的死党,但都与他休戚相关,荣辱与共。这个集团的形成,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政令的实施。雍正登位前亲身参与过争位斗争,深识朋党之害,故而登基后严禁党争。而年羹尧却大肆营私结党,危害政治清明。痛恨朋党的雍正,起初在年羹尧屡立战功时,还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而到后来越发不能容忍。
(三)争权夺利,多行不义。
雍正即位后,随着年羹尧的权势愈来愈重,其横行不法、贪黩侵蚀的事情也随之越来越多。如平定青海后,年羹尧在军饷上大作手脚,不据实奏报,专权处置。后经统计,年羹尧贪黩侵蚀的钱粮总计达数百万两之多,使战时的国库一度吃紧。
因权力之争,年羹尧常与其他重臣发生冲突。在雍正的竭力撮合下,年羹尧与隆科多勉强相安无事。胤祥既是雍正最亲近的同胞兄弟,同时又是总理大臣,处理着朝中很多重要政务,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。而就是对这样的重臣,年羹尧也时有妒意,没有放弃攻击。他对直隶总督李维钧说:“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,而内中却草率不堪,虚情假意,他的志向由此可见。”
对朝廷的官员,年羹尧蛮横无理,以所谓的“军前效力和学习理事”名义,扣留了许多中央或外省官员的子弟在其幕中。这些人中,有些是出于自愿,大多数则属被逼无奈。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后,年羹尧强令其送一子“来我军前效力,受我未了之恩”。名为效力,实为人质,以迫使这些官员依附于自己。
更有甚者,年羹尧的属下也有恃无恐,轻视百官。一次,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,怀庆府官员身穿官服跪着向年的捕官回话,这位捕官竟安然接受。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,穿着朝服与布政使、提督、总兵等大吏同坐。魏之耀进京,文官得道旁作躬,武官得跪在道旁行礼,魏之耀乘轿而过,全不答理。
年羹尧与朝中大臣李绂、蔡珽不和日久,十分孤立。李绂任吏部右侍郎时,正赶上议叙造营房一事,其中就有年羹尧的儿子年富。吏部中趋炎附势之人提出按军前效力从优议叙,而李绂认为违例,坚决不同意。年羹尧大怒并“痛诋九卿,切责吏部”。此外,年羹尧还多次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等人。
三、雍正是如何处治年羹尧的
雍正做事从不墨守陈规,他常常告诫子臣:“不可行则变,因时而定,因人而定,因事而定”。这也同样成为雍正驾驭权臣的基本方略。正因为如此,尽管年羹尧备受恩宠,但在其多行不义之后,也照样受到了严厉处治。
对年羹尧的处治,雍正是分步进行的,基本做法是“欲擒故纵,先纵后惩”。先给年羹尧以无上的荣恩,使其职位一升再升,权力达到人臣顶峰,从而使年羹尧得志猖狂,露出把柄,以达“师出有名”而彻底铲除的目的。雍正二年冬,年羹尧从陕到京,雍正若无其事而又热情地召见,并且称赞他“公忠体国,不矜不伐”。“内外臣工当以为法,朕实嘉重之至”。然而,刚过了仅仅一个多月,雍正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。
首先,表示不满。雍正亲口对大臣们说:“年羹尧保举人有误,他保举的广西布政使刘廷琛,现已被罢免”。而针对当时京城盛传“皇帝多是听从于年羹尧”的谣言,雍正则驳斥道:“夫朕岂幼冲之君,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?”“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、总督则有余,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?”
雍正向直隶总督李维钧透露:“近者年羹尧奏对事,朕甚疑其不纯,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”。“朕今既少疑年羹尧,明示卿朕意,卿知道了,当远些,不必令觉,渐惭远之好”。他告诉李维钧:“年羹尧居心不纯,你同他的密切关系是奉旨形成的,不必害怕惊慌,但要与年逐渐疏远。”
雍正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:“年羹尧何如人也?据尔所知,据实奏闻。‘纯’一字可许之首?否耶?密之。” 他同时告诫四川巡抚王景灏:“你虽是被年推荐的,但也不要依附于他,必须清楚,朕并不是年羹尧所能左右的皇帝。”
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,雍正也暗示他:“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,逆奸纳贿,朕甚恶之。”雍正又告诉署凉州总兵宋可进:“年羹尧不喜尔,尔须加意防范,勿露破绽,被伊指摘。”
如此等等,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员很多,意思都是一样的,就是要疏远年羹尧。有人看出了雍正的心思,建议趁年羹尧在京,不要放回陕西,以免放虎归山,把他留在京城控制起来。但雍正认为当时条件还不太成熟,于是就把年羹尧放回了陕西军营。
其次,公开指责。雍正作好了向年羹尧公开问罪的准备,并蓄势待发。年羹尧本人也有所警觉,在离京后给雍正的奏折中,诚惶诚恐地说道:“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,毫无裨益于高深,只自增其谬。近己拟心,惶汗交集。”一副大祸临头之相。
雍正并没有因此而心慈手软,在给年羹尧的回奏上写了一段寓意深刻而又相当严肃的话:“凡人臣图功易,成功难;成功易,守功难;守功易,终功难。为君者施恩易,当恩难;当恩易,保恩难;保恩易,全恩难。若倚功造过,必至返恩为仇,此从来人情常有者。尔等功臣,一赖人主防微杜渐,不令至于危地;二在尔等相时见机,不肯蹈其险辙;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,不送尔等至于绝路。三者缺一不可,而其枢要在尔功臣自招感也。我君臣期勉之,慎之。”一直习惯于嘉奖、亲昵言词的年羹尧,碰到了雍正的一颗“硬钉子”。
雍正打击年羹尧的主要原因本来就是年羹尧的恃功自傲、越职言事,可当年羹尧离京后,朝臣揆会还不识时务在朝中公然吹捧年羹尧“立下如此奇功,皇上也不好不听从于他”。雍正得知后大怒,对揆会严加惩处,关押监禁。雍正把此事通知年羹尧,并接二连三地驳回其奏请,保护被其弹劾的官员。回陕后,年羹尧指使刚升任甘肃巡抚的胡期恒上奏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,金南瑛虽在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内任职,但却是由大学士朱轼、怡亲王胤祥保荐的。雍正说年羹尧弹劾金南瑛乃朋党做法,一口予以回绝,命金南瑛留任。
也就在这个时候,四川巡抚蔡珽被年羹尧参奏,后经刑部审议,认定应判斩刑。雍正知道后,立即召见蔡珽,询问蔡珽四川的情形。蔡珽借机加以辩解,说年羹尧贪暴,自己是被诬陷的。雍正不但没有治蔡珽的罪,反而为其开脱:“蔡珽是年羹尧参劾的,如果将蔡治罪,人们又会谣传皇帝是听从了年羹尧的话而杀蔡珽的,这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的威福之柄,因此不能杀蔡珽”。随后,雍正起用蔡珽,任左都御史。雍正接着下旨责备年羹尧,说他没有治理好青海的蒙古部落,致使部落穷困流离,并告之不能处理好此事,“朕必重治尔罪”。
雍正三年二月,出现了所谓“日月合璧、五星联珠”的祥瑞嘉兆,举朝内外官员都上书向雍正表示祝贺。年羹尧也上表颂扬雍正朝乾夕惕、励精图治,就是说皇上终日勤勉治国,谨慎为民。但年羹尧却把“朝乾夕惕”写成了“夕惕朝乾”,而且字迹潦草。雍正以此为题,传旨年羹尧,说他别有用心,“不欲以‘朝乾夕惕’四字归之于朕耳”。“年羹尧青海之功,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未定也。”雍正认为,从这件事可以看出“年羹尧自恃己功,显露其不敬之意,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”。
再次,调离川陕。为了不使年羹尧在任上作乱,雍正采取的方法是先去其羽翼,全面更换川陕官员。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,由岳钟琪兼任。调署四川提督纳秦回京,派銮仪使赵坤前往接任。同时,雍正还秘密调查年羹尧的属吏和故人,“年羹尧之逆党私人,即一员亦不可故容!”雍正要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就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表态,纪成斌为此考虑了两个多月。他意识到了雍正的意图,上奏称年羹尧是个背恩负国之人。即使如此,雍正仍不满意。纪成斌又惶恐地回奏过去受到了年羹尧的压制等情况,才获谅解。
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,雍正下诏命年羹尧交出大将军印,调任浙江杭州将军。雍正在年羹尧谢恩的折子上写道:“朕闻得早有谚言云,‘帝出三江口,嘉湖作战场’之语。朕今用你此任,况你亦奏过浙省之论,朕想你若自称帝号,乃天定数也,朕亦难挽;若你自不肯为,有你统朕此数千兵,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。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?再你明白回奏二本,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,看此光景,你并不知感悔。上苍在上,朕若负你,天诛地灭,你若负朕,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。”
在这种情形下,年羹尧仍然心存幻想,指使西安府咸宁县令朱炯收买鼓动军民,请求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。赴杭州途中,年羹尧在江苏仪征停留,继续试探雍正的态度。上奏称:“臣不敢久居陕西,亦不敢遽赴浙江,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。”雍正接到奏折后,怒斥年羹尧“逗留中途,旷废职守,迁延观望,不知何心”。
事实上,年羹尧的调令一出,雍正即命江苏、浙江等省官员“留心观其举动,勿稍为所诳惑”。年羹尧在一路上受到了严密的监视。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怕年羹尧拥兵造反,劝雍正要从缓。而雍正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年羹尧,知道他没有造反的胆识和能力。事实证明,雍正的判断非常准确,洞察力极强。年羹尧在川陕十几年,虽有许多亲信,手中又握有重兵,但雍正的一道旨意就将其调离了。当然,这也说明此时的雍正政权稳固,有着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。
最后,收集罪名。年羹尧失势后,揭发奏报如雪片一样。直隶总督李维钧连奏三本,痛斥年羹尧“挟威势而作威福,招权纳贿,排异党同,冒滥军功,侵吞国帑,杀戮无辜,残害良民。”署山西巡抚伊都立、都统范时捷、军前翰林院学士怀亲、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、原兵部主事钱元昌、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上奏年羹尧的不法罪行。雍正把他们的奏疏逐次发示年羹尧,并令其看后明白回奏,在心理上彻底摧垮了年羹尧。
雍正同时传旨,警告年羹尧的党羽“若仍念旧情,负国恩而感私惠,唯务隐密巧诈,发觉之后,决以逆党从重正法。”年羹尧的儿子大理寺少卿年富、副都统年兴、骁骑校年逾,一律被削籍夺官。南赣总兵黄起宪,因与年羹尧家人魏之耀联姻被革职。四川按察使刘世奇被革职,罚修河南堤工。原任长芦盐运使宋师曾被逮捕,抄没家产。受年羹尧的牵连被惩治的,还有魏之耀、桑成鼎、胡期恒、金启勋等人。查直隶总督李维钧因“阳顺阴违”藏匿年羹尧之财物,又将家中所有魏之耀书信自行藏匿等罪被革职。宁夏总兵王嵩、兴安镇总兵武正安等都因年党之罪被革职,发往边外,种地赎罪。
在时机完全成熟后,雍正征询各地方大员对年羹尧的处置意见。广西巡抚李绂斥责年羹尧阴谋叵测,狂妄多端,大逆不道,法难宽免,要求将其诛戮。河南巡抚田文镜在回奏中指责年羹尧种种悖逆,馨竹难书,并且贪得无厌,唯利是图,最后说“如此欺君罔上,不忠不法之臣,人人得而诛之。”各省总督、巡抚的回奏几乎异口同声,都一致要求将年羹尧明正典刑,以彰国法。
雍正以俯从群臣的请求为名,于雍正三年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尧。十一月,年羹尧被押解至京。十二月,议政大臣们逐一列举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条大罪,请求雍正将其立正典刑。这九十二条罪状中有:大逆之罪五;欺罔罪九;僭越罪十六;狂悖罪十三;专擅罪六;贪婪和侵蚀罪分别是十八和十五;忌刻罪四。
身陷囹圄的年羹尧,自知罪孽深重,给雍正上书说:“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。若是主子天恩,怜臣侮罪,求主子饶了臣。臣年纪不老,留作犬马自效,慢慢地给主子效力。”他称雍正为“主子”,仍是沿用雍正为亲王时在藩邸的旧称。他请留作犬马自效,尚希雍正念其青海之功免其一死。
但此时的雍正,处治年羹尧决心已定,传谕道:“青海用兵以来,尔残杀无辜,颠倒军政,朕尚未令入廷。即就廷议九十二款,尔应服极刑,及立斩者三十余条。朕览之不禁堕泪。朕统御万方,必赏罚公明,方足为治。尔悖逆不臣至此,若枉法曲宥,何以彰宪典而服人心。今宽尔死,令尔自裁,又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死罪。尔非草木,亦当感涕也。”
雍正在给年羹尧最后的谕旨中说:“朕以尔实心为国,断不欺罔,故尽去嫌疑,一心任用。尔作威福,植党营私,如此辜恩负德,于心忍为乎?”“尔亦系读书之人,历观史书所载,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?自古不法之臣有之,然当未败露之先,尚皆假饰勉强,伪守臣节。如尔之公行不法,全无忌惮,古来曾有其人乎?”“尔自尽后,稍有含怨之意,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,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。”
年羹尧接到雍正的自裁令,都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,迟迟不肯动手。他还以为雍正会下旨赦免他,可一直都没有消息。在老对手、时任左都御史兼监刑官蔡珽的严加催促下,年羹尧最终绝望地自缢。
就当时的情形来看,雍正对年羹尧的家人还是从宽处理的,没有诛灭九族。其父年遐龄、其兄年希尧被革职。除其子年富斩立决外,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、云南、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,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,皆次第照例发遣,永不赦回,也不许为官。年妻因系宗室之女,发还母家。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、侯补文武官员者,俱被革职。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产都被抄没入官。案内朋党分别据其罪情,皆处以不同的刑罚。
四、应该怎样评价雍正处治年羹尧
雍正处治年羹尧,两百多年来人们看法不一。我个人认为,雍正的这一做法是必要的、正确的。雍正即位后,一心想大清兴旺,励精图治,打击朋党,整顿吏治,推行新政,而年羹尧身为权臣宠臣,其所作所为却与此相违背,雍正最终不可能见容于他。雍正处死年羹尧,是他整肃吏治,惩办贪腐,加强皇权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从年羹尧的九十二条罪行中可以看出,应处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。年羹尧大逆、僭越、专擅等罪行,严重侵犯了封建法制,侵夺了皇帝威权,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巩固,促使雍正感到不杀不足以巩固皇权。即使是以其贪赎、侵蚀、残忍等罪而言,年羹尧也是一个特大的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、滥杀无辜之徒。年羹尧的罪行,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必须处死的。
尽管雍正在处治年羹尧时曾申明,“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”。但在封建王朝中却是最重君臣名分的,“功高盖主”、“越职言事”历来为臣子之大忌。年羹尧权重势大,却不守本分,干预朝政,攘夺朝臣权力,滥用朝廷名器,招致上上下下的不满是必然的。雍正主张皇帝一人治天下,而年羹尧权重而不自谨,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挑战。如果雍正不处治年羹尧,就会落得受人支配的名声,甚至是傀儡的恶名,所以雍正绝不能容忍的就是年羹尧的不守臣节。
有人说,雍正下决心处治年羹尧,与历史上所谓的改诏篡位有关系。我认为,这是失之偏颇的。雍正与年羹尧的斗争,究其实质是皇权与臣权的斗争,是皇帝的中央集权与地方或大臣的分权、擅权的斗争。雍正通过处治年羹尧,进一步加强了他本人作为惟一的主宰朝纲、君临天下的皇帝威权。这无论对进一步推行新政,整顿官场风气,澄清吏治,改革政制,还是对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都是非常必要的,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。
雍正对年羹尧的处治也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策略胆识。一般来说,在政局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,处治政敌的策略大致有两种:一种是直接屠戮,以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。但这要有一个尺度,就是要不致因此而激发事端为限;另一种就是采取缓兵之计,使对方被渐渐地吞噬而消亡。但这也要有把握,要以在此过程中能绝对地控制住对方为前提。雍正处治年羹尧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,而且大获全胜。
雍正继位之初,政权并未稳固,情况十分复杂。鉴于年羹尧在继位斗争中确有传诏之功,雍正给予其正常情况下臣子不应有的权力。当然,为了能够控制住年羹尧,雍正始终把握着一定的限度。最明显的就是,尽管年羹尧身为大将军,位尊权重,加上雍正的默许,干预了很多朝中政务。但是,雍正始终没有让年羹尧在朝中担任任何职务。这样一来,年羹尧只能假手于人,不能够为所欲为。
雍正希望革新康熙晚年的弊政,在政治上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。但积弊太多,太久,该从哪里入手呢?他选择了一个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方面——吏治。“国家首重吏治”,“吏治不清,民何由安?”雍正之所以如此重视吏治,是由于他认为:“治天下唯以用人为本,其余皆枝节事耳”。“凡立法行政,孰可历久无弊,从来有治人无治法。”若不得其人,“即使有尧舜之仁,皆苛政”。雍正反复要求各省督抚:“尔等封疆大吏,但以秉公察吏为主”,就是要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。为此,雍正严词训饬督抚提镇以下官吏,要他们“共励官箴,交相儆惕”,否则,“国有常宪,罚必随之”。
自古以来,历代帝王都十分注意理财,认为理财最关乎国计民生,只要仓廪充实,百姓各乐其业,国家自然会太平无事。但雍正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。有一次,他对诸王大臣们说:“从古以来,帝王治理天下,都说理财、用人两件事最重要,但是朕认为用人的重要性,更在理财之上。如果能够做到用人得当,还担心财政整不好吗?其他政事办不好吗?”他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上批写说:“朕的责任,不过是提拔任用你们这样的几个总督巡抚。”整顿吏治,是雍正政治业绩的一大体现。
关于对清朝康雍乾三帝加强皇权该作如何评价,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。但是,我认为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。这就是,康雍乾三帝总结了中国历代特别是明代覆亡的教训,懂得治理好国家除了必须全国政令一统于君主,推行勤政务实的政风外,皇帝还必须亲自了解下情。像康雍乾三帝这样重视对地方下情的了解,在历代帝王中可以说是仅见的。这种政风大大减少了治政中的失误,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动乱,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,由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太平安定时期——“康乾盛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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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20-09-19 18:00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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